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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前后毛泽东关于人民代表会议 制度的理论和实践  
作者:潘国红   时间:2017-06-11  浏览次数:174

建国前后毛泽东关于人民代表会议 制度的理论和实践

潘国红

摘 要:人民代表会议是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区和建国初期国家民主政权的组织形式。毛泽东是人民代表会议的理论设计者和实践推动者。毛泽东关于人民代表会议制度的的理论和实践对于我们保持与发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优良传统,推进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时俱进有着重要的历史参考和现实指导。

 

 关键词:毛泽东;人民代表会议;理论;实践

 

人民代表会议是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区和建国初期国家民主政权的组织形式,是继大革命时期的市民代表会议(城市)和农民协会(农村)、土地革命时期的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抗日战争时期的参议会之后,人民参与国家政权管理的第四个阶段,是在全国军事行动尚未完全结束、人民尚不能充分组织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党和政府联系各界人民群众、加强民主政权建设的一种统一战线组织,是过渡到普选的人民代表大会的前奏和雏形。人民代表会议开创了当代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毛泽东就人民代表会议制度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探索,提出了许多宝贵的理论观点,并在实践中加以检验。目前学术界对建国前后毛泽东关于人民代表会议制度的理论和实践研究较为薄弱。毛泽东是人民代表会议的理论设计者和实践推动者,有关人民代表会议制度的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关于人民代表会议制度的的理论和实践迄今仍然闪烁着耀眼的光辉,对于我们保持与发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优良传统,推进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时俱进有着重要的历史参考和现实指导。 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毛泽东民主政权建设的基本方略 对人民代表大会,毛泽东的研究和思考由来已久。在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指导和总结中国革命经验的基础上,毛泽东对未来中国国家政权制度的设计一直定格为建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方略的具体表现就是要在各级政权建立人民代表大会,并通过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政府。早在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首次提出人民代表大会制的理论设想。他说,“没有适当形式的政权机关,就不能代表国家。中国现在可以采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省人民代表大会、县人民代表大会、区人民代表大会直到乡人民代表大会的系统,并由各级代表大会选举政府。但必须实行无男女、信仰、财产、教育等差别的真正普遍平等的选举制,才能适合于各革命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适合于表现民意和指挥革命斗争,适合于新民主主义的精神。这种制度即是民主集中制”。[1]这时所使用的“人民代表大会”与“人民代表会议”的含义是一样的。1945年4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所作的《论联合政府》报告中进一步指出,“新民主主义的政权组织,应该采取民主集中制,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大政方针,选举政府”。“只有这个制度,才既能表现广泛的民主,使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有高度的权力;又能集中处理国事,使各级政府能集中地处理被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所委托的一切事务,并保障人民的一切必要的民主活动”。[2]“中国现阶段的历史将形成中国现阶段的制度,在一个长时期中,将产生一个对于我们是完全必要和完全合理同时又区别于俄国制度的特殊形态,即几个民主阶级联盟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形态和政权形态。”[3]他提议各解放区选派代表“尽可能迅速地在延安召开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4] 1946年4月23日,陕甘宁边区第三届参议会第一次大会通过的《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规定:“边区、县、乡人民代表会议(参议会)为人民管理政权机关”,“人民普遍直接平等无记名选举各级代表,各级代表会选举政府人员”,“各级政府对各级代表会负责,各级代表对选举人负责”。[5]这就以立法(宪法原则)的形式确立了人民代表会议制度。1947年后,内蒙、华北、晋绥等地在解放后陆续召开了各级人民代表会议。 1948年9月8日至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西柏坡举行(即九月会议)。毛泽东在会议报告中指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是以人民代表会议产生的政府来代表它的”。“关于建立民主集中制的各级人民代表会议制度问题,我们政权的制度是采取议会制呢,还是采取民主集中制?过去我们叫苏维埃代表大会制度,苏维埃就是代表会议,我们又叫‘苏维埃’,又叫‘代表大会’,‘苏维埃代表大会’就成了‘代表大会代表大会’。这是死搬外国名词。现在我们就用‘人民代表会议’这一名词。我们采用民主集中制,而不采用资产阶级议会制。议会制,袁世凯、曹锟都搞过,已经臭了。在中国采用民主集中制是很合适的。我们提出开人民代表大会,孙中山遗嘱还写着要开国民会议,国民党天天念遗嘱,他们是不能反对的。外国资产阶级也不能反对,蒋介石开过两次‘国大’他们也没有反对。德国、北朝鲜也是这样搞的。我看我们可以这样决定,不必搞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和三权鼎立等”。[6]1949年3月13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总结中,对人民代表会议制度作了进一步的论述:“我们不采取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国会制度,而采取无产阶级共和国的苏维埃制度。代表会议就是苏维埃。……‘苏维埃’这个外来语我们不用,而叫做人民代表会议。”[7] 随着解放战争的顺利进行,中国革命已经面临着即将夺取全国胜利的形势,建立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已经提上了日程。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是实现民主建政的好方式,但需要民主选举人民代表,但当时解放不久的城市和农村,一时还不具备召开普选的人民代表大会的条件,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从当时中国实际出发,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实现形式和步骤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提出在中央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在地方首先召开各级代表会议,作为召开人民代表大会的过渡(这两种“过渡”形式也几乎是同时的,交织在一起的),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奠定基础。 从《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提出人民民主专政国家采取民主集中制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一直到新中国成立,毛泽东始终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人民民主的组织形式,坚持不懈地探索通过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各级人民政府,建立人民民主国家。 二、推动人民代表会议向人民代表大会过渡 在中央层面,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京隆重举行。会议于9月29日通过的《共同纲领》第12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政权的机关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由人民用普选方法产生之。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各级人民政府。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各级人民政府为行使各级政权的机关。”“国家最高政权机关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中央人民政府为行使国家政权的最高机关。”[8]这是我国第一次在起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中正式地建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同纲领第13条、14条又规定,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前,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全体会议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地方则由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逐步代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 对地方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建国前后毛泽东高度重视。1949年底以前,全国已有80%左右国土大约4亿人获得了解放,大多数乡、县、省都已具备召开人民代表会议的条件。毛泽东把普遍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作为推进民主政权建设的重要一环,要求“不论新区老区一律举行”[9]。1949年9月,毛泽东亲自审阅修改新华社社论《迅速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强调“不论是过渡性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或是全权的普选的人民代表大会,必须召开。召开是正确的,不召开是不许可的”。[10]从1949年8月至年底,毛泽东亲自起草的关于召开各界代表会议或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文电达19篇之多,对各地召开人民代表会议的报告及时批示,对各地的组织实施工作进行督促指导和相关经验的推介。在8月25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指示,26日在给华东局、并告各局、各野前委的电报,9月2日给华东局的电报,11月27日代中央起草的复华南分局的电报中,毛泽东都反复强调要求各地及时按时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关于各界代表会议的会期,1949年8月19日,他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各中央局、分局电中提出,各界代表会议的会期,中小城市至少每月一次,每次一天,至多两天。大城市每月或每两月一次,每次一天二天,至多三天。 对未及时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毛泽东给予了严肃批评。1949年7月31日,他在为中央起草的指示中提出:“自中央发出关于召集各界代表会议的指示以后,为时已久,除太原、石家庄、西安等少数城市以外,各地均未召集此项会议,这是不好的。”[11]在1949年8月26日致华东局电中说:“你们过去对城市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一项重大问题,没有发出指示,自己亦未在上海执行,故对此事处于被动地位,并因此使城市工作受了相当大的损失。”[12] 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关于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指示精神,1949年12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分别通过省、市、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毛泽东强调,颁布这些组织通则有很大的重要性。这些组织通则就是目前时期适合的通用的法律,各地方人民政府虽然可以按照具体情况有所增益,但是必须无例外地执行。[13]1950年12月,政务院政务会议通过并颁布了区、乡(行政村)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规定了各级人民代表会议的召集单位、代表名额、代表资格、代表产生、代表任期、职权、代行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代表会议主席团构成、会期等。1951年4月24日,政务院又发出《关于人民民主政权建设工作的指示》和《关于十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召开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指示》,要求各级人民政府必须按照各级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的规定,按期召开人民代表会议,各级人民政府的一切重大工作应向人民代表会议提出报告,并在代表会议上进行讨论和审查,一切重大问题应经人民代表会议讨论并作出决定。有关人民代表会议的一系列法律法规颁布和实施,不断推进人民代表会议的规范化和制度化。 由于党中央和毛泽东高度重视和精心指导,建国初期,全国迅速掀起了召开各界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建立人民民主政权的热潮。至1952年,全国30个省、2个省级行政署、160个市、2174个县(包括县级行政单位)和28万余个乡,都召开了人民代表会议,省、市、县人民代表会议代行人大职权的已分别增至19个、85个和436个,绝大部分乡的人民政府委员会已由乡人民代表会议选举产生。少数民族地区,多数召开了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并建立了各级的民族自治区和民族民主联合政府。各级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代表,由人民直接选举和间接选举的逐渐增多,一般已达到代表总数的80%以上,有的已达到90%以上。[14] 在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广泛召开的基础上,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大的条件已趋成熟。1952年 1月14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20次会议作出关于召开全国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定于1953年“召开由人民用普选的方法产生的乡、县、省(市)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并在此基础上接着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在会上说,就全国范围来说,大陆上军事行动已经结束,土地改革已经基本完成,各界人民已经组织起来,……召开全国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条件已经成熟了,这是中国人民流血牺牲为民主奋斗数十年之久才得到的伟大胜利,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可以更加发扬人民民主,加强国家建设和支援抗美援朝斗争。人民代表大会制的政府,它是对全国人民都有利的。[15] 1953年2月11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22次会议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1953年至1954年,在选举法的基础上进行了全国第一次普选。1954年6、7月间,全国150个省辖市,2064个县、自治县及县一级的单位和170个中央直辖市的区,召开了人民代表大会,基本完成了由人民代表会议向人民代表大会的过渡。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大的召开,标志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正式建立,作为过渡形态的人民代表会议也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三、提升人民代表会议的规范性、民主性和实效性 建国前后,毛泽东在指导各地召开人民代表会议的实践中,就提升人民代表会议的规范性、民主性和实效性,提出了一系列带有方针、政策性的理论观点。 (一)人民代表会议是国家最根本的政权制度。人民代表会议的性质是随国内政治、军事形势的发展而变化的,由政权的协议机构到代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进而成为地方国家权力机关。早在1948年4月1日晋绥干部会议上,毛泽东就指出:“只有基于真正广大群众的意志建立起来的人民代表会议,才是真正的人民代表会议。这样的人民代表会议,现在已有可能在一切解放区出现。这样的人民代表会议一经建立,就应当成为当地的人民的权力机关,一切应有的权力必须归于代表会议及其选出的政府委员会。”[16]毛泽东在关于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文电中,对其性质曾多次论及。他指出,利用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将一切施政方针中的重大问题向人民代表会议报告,并交付讨论,广泛征求代表们的意见,通过召开此种会议,加强政府与人民的联系,协助政府进行各项建设工作,克服困难,从而为召集普选的人民代表大会准备条件。“一俟条件成熟,现在方式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即可执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成为全市的最高权力机关,选举市政府”。[17]1950年6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指出:“人民政府的一切重要工作,都应交人民代表会议讨论,并作出决定。”[18]人民代表会议与人民代表大会的区别,主要在职权及代表产生的方式上。作为向人民代表大会过渡的阶梯,人民代表会议的代表主要是协商产生,其在初期是地方政府传达政策、报告工作、征询意见的协议机关和咨询机构,属于半政权机关性质,还不是全权的政权机关。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主要应由人民直接选举或由下级人民代表大会间接选举产生。在条件和经验不具备时,“不宜普遍召开全权的人民代表大会,先暂时召开几次人民代表会议,逐渐扩大代表会议的权力,待有了经验之后,再召开普选的全权的人民代表大会”。[19]人民代表会议是人民代表大会的阶梯,是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前地方性的“政治协商会议”,是人民参加政权管理的组织形式,其人民民主专政性质与1954年最终确定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遥相呼应。 针对一些干部对人民代表会议的性质认识不清,对其重要性认识不够,不愿意运用这一组织形式来集中各阶层人民的意志,不愿意倾听各界人士的意见的情况,《人民日报》发表多篇讨论,尖锐地批评了阻碍开好人民代表会议的主要思想偏向,指出:“最主要的是主观原因,即有一部分领导同志,习惯于在长期残酷的战争环境中所养成的简单化的工作方式,老一套,并习惯于‘我说你服’,‘决而不议’。这些同志虽然忠心耿耿地给人民当‘长工’,然而他们却不喜欢“主人”对他们‘发号施令’,‘批评监督’,加以“约束’。……他们在思想上实际认为国家政权属于人民是有条件的,不是政府干部听命于人民的代表机关即权力机关,不尊重人民代表会议所代行的代表大会的职权,而是将人民的民主权力降低到‘领导赐予’的地位。”[20]如何改变这一状况,毛泽东认为,通过召开人民代表会议,可以“防止命令主义与官僚主义”[21],“克服党的领导机关中的许多人只相信少数人的党内干部会议,不相信人民代表会议的官僚主义作风”[22]。 (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应具有广泛性和代表性。广泛性和代表性才能保证代表始终成为人民的代表,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这是人民代表会议制度的性质决定的。毛泽东在人民代表会议制度设计时,一开始就十分注意参会代表的广泛性和代表性,1948年4月毛泽东指出,“在各级人民代表会议中,必须使一切民主阶层,包括工人、农民、独立劳动者、自由职业者、知识分子、民族工商业者以及开明人士,尽可能地都有他们的代表参加进去”。[23]1949年9月毛泽东强调,“参加各界代表会议的人数应当视城市大小和工作情况决定,但每个代表应该真正具有充分的代表性。在组成的成员方面,一方面应注意纯洁性和严肃性,禁止反动分子参加,否则便会影响人民群众对各界代表会议的威信;另一方面又应注意其广泛性和灵活性,应该吸收各工厂、各学校、各机关、卫戍部队、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民主阶层的代表参加,以便市内各种不同的人民群众都能经过他们的代表与人民政府发生密切的关系。工厂、学校、机关、部队的代表如果条件具备,应尽可能经由群众大会推选,以增强其代表性”。[24] 1949年9月7日,毛泽东在致华中局并告各局、各野的文电中又强调,县的各界代表会议成分,应包括党政军的代表、农民及工人的代表、革命知识分子及妇女的代表、工商业的代表,及若干开明绅士的代表。中间分子及必须拉拢的少数右翼但不反动的分子,可让其占三分之一左右,以便孤立反动派,利于政令的推行和群众的发动,且可发现问题及发现积极分子。[25]关于参会代表的产生,毛泽东指出,在新解放区开始若干次可以推派和聘请为主,由可靠民众团体的民主选举为辅,以后,即可改为由各团体、各界的民主选举为主,推派和聘请为辅。[26] (三)人民代表会议必须反对形式主义,提高会议质量。毛泽东非常重视总结、推广各地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经验,先后批转了松江县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经验、华北各城市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经验、北京市召开人民代表会议的经验等,并要求各地借鉴经验,参照试行,对如何开好人民代表会议,提高会议质量,进行了具体而有效地指导。毛泽东指出,召开各界代表会议,必须反对形式主义,开会以前必须有充分的准备。他强调,“必须反对形式主义,每次会议要有充分准备,要有中心内容,要切切实实讨论工作中存在的为人民所关心的问题,要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要当作一件大事去办,否则将损害党的政治威信”。[27]为了保证会议实效,“每次讨论和决定的问题有一个或二个就够”,[28]不必太多。毛泽东认为,召开人民代表会议,是要议大事、商大事的,不能为了开会而开会,必须带着问题意识,着眼解决问题,把会议开实,把会议用好。在会议以前,“必须准备合乎实际情况的工作报告,以便与会代表了解和讨论政府的工作。同时必须事先与代表们协商,征求群众的意见,准备一个至数个与本市广大人民生活有关而又迫待解决的中心问题,……提交会议讨论,并务期得到确实结果,作出成文决议,以便贯彻实施”[29]。 对会议的贯彻落实,毛泽东指出,“在会议闭幕以后,应该发动代表们充分利用报纸、广播电台和群众集会场合,向各工厂、学校、团体、机关,向他们所代表的单位和群众,进行传达和报告,并发动人民群众讨论政府的工作报告和会中的重要决议,使会议的决议真正为群众所了解和接受,成为群众的行动。……这样,各界代表才真正尽到代表的职责,各界代表会议才能起到联系群众的作用,人民政府和各界代表会议与广大群众间的联系才会密切起来”。[30] (四)人民代表会议必须充分发扬民主。毛泽东强调,在党的领导下,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要充分发扬民主,保证代表畅所欲言,正确对待批评,“这才是真民主,是对人民负责”。 1950年6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七届三中全会的报告中强调:“必须使出席人民代表会议的代表们有充分的发言权,任何压制人民代表发言的行动都是错误的。”[31]“会议时间不要太长,但必须充分发扬民主”。“政府的工作报告和会中的重要提案,应该允许代表们进行充分的讨论,启发大家真正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使人民群众的呼声和要求能够得到反映,而政府的施政措施也能得到代表们的了解。人民政府应该虚心倾听代表的意见,了解人民的生活和要求,对于一切善意的和正确的建议都应表示接受”。[32]1950年夏,河北宣化市第三届二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会议主持人和有的党员干部不让出席会议的代表充分发言。此事上报中央后,毛泽东于8月6日批示:“宣化市此种行为似应在报纸公开揭露,予以批评,借以教育全党。”[33] 民主是需要花时间的,只有保证足够时间和精力,才可以保证代表充分酝酿,集思广益,提升会议的民主性。毛泽东在1950年12月5日给安子文的一份批语中指出:“目前时期(1950年)只宜强调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不宜同时强调召开党的代表大会或代表会议,以免分散注意力。”[34] 没有公开就没有民主,对人民代表会议,必须利用各种媒介传播影响以扩大其社会影响力。毛泽东要求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一律将开会情形在报纸上公开发表,在广播台上公开广播。不许可有不开的,不许可不公开发表和不做口语广播”,借此以使“党的组织和各界人民代表亲密结合,经过他们去团结各界人民,克服困难,恢复和发展生产”[35]。 (五)人民代表会议要坚持和突出党的领导。党的领导与人民民主相互统一,坚持党的领导是人民代表会议制度成长和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对此,毛泽东旗帜鲜明,态度坚决。毛泽东强调:人民代表会议“总以既能保证会议由我党领导,又能养成民主精神为原则”[36]。与此同时,他精心谋划,从召开党员大会、抓党员代表的比例等具体操作层面凸显坚持党的领导的原则,有力有效地实现了党对人民代表大会的领导。在党员大会的召开上,他要求,“会议之前由党委(市委、县委等)召集代表中的党员开会一次,决定方针;能开党的代表大会或代表会议则更好,但不要每次都如此”。[37]在党员代表的比例上,他要求:“无论是各界代表会议或人民代表大会,党员均不要太多,以能保证通过决议为原则。大体上,党员及可靠左翼分子,略为超过二分之一即够,以便吸收大批中间分子及少数不反动的右翼分子,争取他们向我们靠拢。”[38]1949年9月7日,毛泽东在文电中就党员代表数量特别提出,“共产党员及可靠的左翼分子,应超过二分之一,保证决议的通过”。[39]这样安排,既能实现党对人民代表会议的领导,又能保证代表的广泛性,增强新政权的民主性和凝聚力。 建国前后毛泽东高度重视人民代表会议建设,把召开人民代表会议看作是新解放区建立民主政权、恢复和发展生产的关键,以期通过人民代表会议让人民当家作主,密切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并进而向人民代表大会过渡。在毛泽东的理论指引和实践指导下,人民代表会议发挥了畅通民众利益表达和利益整合通道、动员组织各界民众政治参与、巩固和加强人民民主专政、提升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极大功能,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比较成熟的民主实践。2014年9月5日,习近平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指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支撑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根本政治制度”。新的历史时期,我们要毫不动摇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学习毛泽东等老一辈马克思主义革命家、政治家、理论家关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丰富思想和实践精神,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总结、继承、完善、提高”的原则,加强民主和法治建设,与时俱进发展完善人大运作机制,充分发挥人大制度的根本政治制度作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注释:

[1]《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1月),《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77页。

 [2][3][4]《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57、1062、1092页。

 [5]陕甘宁边区政权建设编辑组:《陕甘宁边区参议会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1985年版,第560页。 [6]《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和结论》(1948年9月),《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

出版社1996版,第136页

[7]《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总结》(1949年3月13日),《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版,第265页。

[8]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联络局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及有关资料汇编》,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0年版,第86页。

 [9][12][22][28][35]《三万以上人口的城市和各县均应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1949年8月26日),《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版,第334、333、333、334、333页。 [10][24][29][30][32]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代表大会文献资料汇编1949—1990》,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0年版,第626-627、626-627、627、627、627页。

[11][19]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8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395、458页。

[13]《人民日报》1949年12月4日。

 [14]《谢觉哉文集》,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816-818页。

 [15]《人民日报》1953年1月14日。

 [16][23]《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48年4月1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08、1309页。

[17]《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50页。

[18][31]《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1950年6月6日),《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9、19页。

 [20]《人民日报》1951年8月30日。

[21]金冲及:《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939-940页。

 [25][39]《开好县的各界代表会议》(1949年9月7日),《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版,第340-341、340页。

[26][27][36][37][38]《关于各地召开各界代表会议的指示》(1949年9月4日),《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版,第337、337、337、338、338页。

 [33][3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459、714页。

作者简介:潘国红(1966--),男,江苏启东人,中共中央党校经济学研究生,江苏省启东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主要从事选举与人大制度等方面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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