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处位置:首页  >   理论研究 > 规范研究
中央苏区基层苏维埃民主建设 
作者: 潘国红  时间:2016-04-19  浏览次数:501

               

摘 要:中央苏区把基层苏维埃民主建设摆在苏区政权建设的突出地位,实行以普遍、平等、公开为基本原则的选举制度,将服务民众、解决群众民生问题作为目标宗旨,强化和落实代表会议的职权,切实加强代表会议自身建设,有效巩固了党的执政基础和群众基础,促进了革命根据地的稳固和壮大。中央苏区基层苏维埃民主建设的理论探索和实践,对当前的基层乡镇人大民主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中央苏区;基层苏维埃;代表会议;民主建设

中央苏区,亦称“中央革命根据地”,是1929年至1934年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赣南和闽西建立的革命根据地,是全国13块革命根据地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一块。鼎盛时期,曾辖江西、福建、闽赣、粤赣4个省级苏维埃政权,共设有60个行政县,总人口达435万,总面积约8.4万平方公里。中国共产党在中央苏区第一次“局部执政”的实践中,对乡村基层苏维埃政权建设进行了全面的探索和尝试,有效巩固了党的执政基础和群众基础,促进了革命根据地的稳固和壮大。“苏维埃”意是“代表会议”或“会议”,是一种通过“代表会议”形式来建构和运行政权的模式。苏维埃政权机关既是议事机关,又是工作机关,苏维埃代表既是代表会议的成员,同时又负责一部分具体事务工作,体现了议行合一原则,适应了革命战争和根据地政权建设的需要。目前,学术界对中央苏区时期基层苏维埃政权建设研究已取得大量成果,然而这些研究成果多数是仅仅把苏维埃政权当作政府机关和工作机关而对它的建设措施进行具体描述,很少有把苏维埃政权当作权力机关和议事机关而对它的民主建设经验进行总结。本文拟对中央苏区时期基层苏维埃民主建设的措施和经验进行研究,以求为当前的基层乡镇人大民主建设提供借鉴。

中央苏区时期,苏维埃政权组织系统为中央、省、县、区、乡(市)五级制(也有少数人口多,地域宽的乡设有村级苏维埃政府),县、区下的乡(市)苏维埃属于基层苏维埃政权。苏维埃是工农民主专政的政权,真正广大民众的政权,中央苏区致力于推进基层政权的民主化,建立完善民主政治制度,积极探索基层民主的有效形式,切实保障和维护广大群众直接参与政权建设的民主权利,以“实行国民党政权和其他旧政权所没有的最宽泛的民主”。[1]

一、把基层苏维埃民主建设摆在苏区政权建设的突出地位

基层政权是整个政权大厦的基石,没有稳固的基层政权,中央和地方政权就不可能巩固。乡(市)苏维埃政权是地方苏维埃最基层的政治组织,处于国家政权体制中最低的层级,是连接中央与乡村群众的桥梁,它的行为直接关系到农民的切身利益,直接关系到党同苏区人民的关系,进而关系到党在根据地的革命基础是否牢固和党的革命前途。毛泽东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高度重视基层苏维埃政权的建设。1933年毛泽东在南部十八县选举动员会的报告《今年的选举》中曾形象地比喻说:“我们要建立一个坚固的塔,就要从打下坚固的塔脚做起,我们要建立坚固的苏维埃,也要打下坚固的苏维埃塔脚,这就是城乡苏维埃了。”[2]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是人民群众直接参与和自己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国家与社会事务管理的政治实践,具体体现了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是基层苏维埃政权建设的前提和保障。项英指出,“城乡苏维埃,是苏维埃政权的基本组织,是直接吸收大多数的工农群众来参加政权工作的方式,所以这种制度的建立——代表会议制度的建立,才能巩固工农政权的基础,消灭脱离群众的现象,才能在这一基础上,更有力的来领导群众去争取苏维埃在全中国的胜利”。[3] 

中央苏区把基层苏维埃民主建设摆在苏区政权建设的突出地位。为了推动苏区基层苏维埃政权建设,1933年11月中下旬,毛泽东亲自率领中央政府检查团先后到江西省兴国县长冈乡、福建省上杭县才溪乡(这是毛泽东继1930年6月、1932年春两次到才溪后,第三次到才溪)进行实地调查,召开调查会,走访贫苦农民家庭和红军家属,深入了解乡苏区工作和群众生产、生活的情况。通过这次调查,他写出了《长冈乡调查》(原题为《乡苏工作的模范(一)——长冈乡》)、《才溪乡调查》(原题为《乡苏工作的模范(二)——才溪乡》)两篇著名的调查报告,系统地总结了两个乡的苏维埃工作尤其是发扬民主、发动群众和组织群众等方面工作,并在1934年召开的第二次全苏大会上印发,有力地促进了苏区的基层政权建设。1934年4月10日,毛泽东专门写作了《乡苏怎样工作》一文,文中这样论述:“乡苏维埃(与市苏维埃)是苏维埃的基本组织,是苏维埃最接近群众的一级,是直接领导群众执行苏维埃各种革命任务的机关。”[4]343《乡苏怎样工作》对基层苏维埃民主建设给予了具体指导,阐述了乡苏维埃政权的人员构成、机构设置、组织原则、乡苏与群众团体的联系方法,提出了乡苏主席团工作的具体意见和乡代表会议开展工作的具体要求。1934年中央苏区出版了毛泽东、张闻天合著的《区乡苏维埃怎样工作》,这成为区乡苏维埃工作的指导性文件。

二、实行以普遍、平等、公开为基本原则的选举制度

选举是代议制度的基础,没有民主的选举,就不可能有真正民主的代议制度。乡(市)苏维埃实行代表会议制度,乡(市)代表会议由全乡(市)选民按照一定的比例直接选举产生的代表组成。中央苏区高度重视城乡苏维埃的直接选举,将选举作为人民民主参与的主要实践形式,发动群众参与基层苏维埃政权建设。根据地建设伊始,中共中央就指出:“苏维埃应当是群众的组织,应当建筑在劳动群众由下而上的选举基础上面,纠正委派制度与命令主义的遗毒,苏维埃应当吸收一般群众参加工作,并号召广大群众监督苏维埃工作,反对苏维埃人员可能作出的许多流弊,如官僚主义,办事迟钝和滥用职权等等。”[5]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规定:“苏维埃全部政权是属于工人农民红军兵士及一切劳苦民众的。在苏维埃政权下,所有工人农民红军兵士及一切劳苦民众都有权选派代表掌握政权的管理。”[6]毛泽东指出,市苏乡苏的选举,关系着“全区全县全省全国的整个苏维埃的选举”,“城乡苏维埃的选举,是最基本最重要的选举”。[2]1934年1月毛泽东在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指出:“苏维埃最广泛的民主,首先表现于自己的选举。”他要求:“政府工作人员由选举而任职,不胜任的由公意而撤换,一切问题的讨论解决根据于民意。”“群众不赞成的要另提候选人。”[7]65

积极推进选举法制化。选举法制化是实现公正、稳定和民主选举的首要前提。中央苏区制定了包括《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在内的一系列法律、法令和法规,同时还颁布了一些布告、通告、训令等,在严格划分选民、保证工农在苏维埃政权中的比例、发动多数选民参选、候选人制度、许多妇女当选、苏维埃工作报告制度等方面作出了详细规定,建立起了工农民主政权的以普遍、平等、公开为基本原则的选举制度,促进了选举活动的有序开展,增强了选举的权威性和合法性,有利于选举民主化价值取向的实现。 

推进选举的民主性和竞争性。为了使选民在选举中能充分表达意志,基层苏维埃选举实行候选名单制度,使选民有时间酝酿对代表的意见。毛泽东强调,“选举会上提出候选名单来讨论表决的时候,要发动群众发表意见,使革命的民主精神表现出来。……群众不赞成的要另提候选人,绝对禁止用强迫命令方式去通过代表名单”。[2]张闻天要求:“在深入查田运动,深入城市乡村中的阶级斗争与党的政治动员中,吸收每一个苏维埃的选民,参加苏维埃的选举。必须在选举之前一个礼拜,将候选人的名单提到群众中去讨论,使每一个选民对于每一个候选人有审查,考察,与发表意见的机会,而且群众如以为某一候选人不配当选时,应该鼓励群众自动提出更好的候选人。”[8]等额选举有利于选民充分表达意见,选出能力强、素质高的苏维埃代表。1933年毛泽东在对长冈乡、才溪乡的调查中,肯定了差额选举的方式,批评了等额选举的方式。当时才溪乡选举乡苏维埃代表时,列入候选人名单的人数为160多人,应选代表为91人,候选人比应选代表多76%。毛泽东在《才溪乡调查》中称赞了他们的做法。而长冈乡选举时,候选人与应选代表均为65人,没有差额。毛泽东在《长冈乡调查》中对他们的做法进行了批评。

中央苏区时期,一共进行了三次选举运动。通过广泛的宣传和动员,依据严密的选举程序,乡村选举取得了巨大成就,广大民众的政治参与热情高涨。第三次乡村选举时,“如兴国、胜利、公略、长胜、博生等县,普遍许多乡的选举能达到百分之七十以上到八十的选民,兴国许多乡,甚至到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选民”。[9]

三、服务民众,解决群众民生问题,是基层苏维埃的工作宗旨和最高原则

民生与民主息息相关,民主是民生的基本保障和存在前提,民生是民主的目的与最终归宿,人们追求民主的终极目标就是要享受社会主人应有的良好物质文化生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明确规定:“中国苏维埃政权以消灭封建制度及彻底改善农民生活为目的。”毛泽东认为:“工农民主专政的苏维埃,他是民众自己的政权,他直接依靠于民众。他与民众的关系必须保持最高程度的密切,然后才能发挥他的作用。”[10]革命的政权,如果忽视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和生活问题,就会失去群众,就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他强调指出:“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苏维埃应该注意的重要问题。假如苏维埃对这些问题注意了,讨论了,解决了,满足了群众的需要,苏维埃就真正成了群众生活的组织者,群众就会真正地围绕在苏维埃的周围,热烈地拥护苏维埃。”[4]1934年1月,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明确提出,工农兵政府不仅要动员人民进行战争,还要做很多的工作。“领导农民的土地斗争,分土地给农民;提高农民的劳动热情,增加农业生产;保障工人的利益;建立合作社;发展对外贸易;解决群众的穿衣问题,吃饭问题,住房问题,柴米油盐问题,疾病卫生问题,婚姻问题。总之,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7]1934年4月,毛泽东在《乡苏怎样工作》中明确规定了乡苏维埃工作的原则,即“乡苏工作的方向,应该朝着最能够接近广大群众,最能够发挥群众的积极性与创造性,最能够动员群众执行苏维埃任务,并且最能够争取任务完成的速度,使苏维埃工作与革命战争、群众生活的需要完全配合起来,这是苏维埃工作的原则。”[4]

在重视民众、关心民众思想的指导下,苏区从中央到地方制定的一系列法规,如土地法、劳动法和关于经济政策等一系列法令和决议,都较好地体现了“工农兵政权为工农兵所有,为工农兵谋福利”的原则,深得人民拥护。为推进基层苏维埃服务民众,关注民生,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切的问题,1931年1月,中央执委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地方苏维埃政府的暂行组织条例》,明确了基层苏维埃政权的具体职责和行为。中央苏区各基层苏维埃认真执行上级的命令、指令、训令、法令、决议等,围绕发展苏区经济、保护贫苦农民的利益做了大量而卓有成效的工作。主要是组织模范耕田社、劳动互助社、犁牛合作社,帮助农民发展农业生产;管理苏区人民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反映贫苦大众的要求;分配没收的土地,组织农业生产,兴修水利、道路、桥梁,帮助群众解决生活困难;负责举办各类学校和组织扫盲识字班,开展多种形式的文化活动;承担社会救济和优待红军家属、慰劳红军、动员群众等各项事务。

是否给人民群众带来看得见的物质利益是检验乡(市)苏维埃工作是否取得成效的主要标准,也是革命能否取得胜利的重要前提。基层苏维埃政权所做的一切工作,使老百姓认识到苏维埃是我们自己的政权,是为人民谋利益的政权。广大苏区群众真心实意拥护革命,拥护苏维埃,踊跃参军参战,倾其所有支援前线。据不完全统计,中央苏区赣南13个苏区县,总人口220万,其中青壮年人口50万,但前后参加红军的青壮年就达33万余人,约占青壮年总数的60%。兴国县苏区时总人口23.18万人,参加红军有5.5万人,全县平均每4人中有1人参加红军。

四、强化和落实基层苏维埃代表会议职权

1934年2月17日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苏维埃组织法》规定了苏维埃代表大会职权:(1)监督宪法及法律的实施,审查批准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所颁布的决议和命令;(2)选举、罢免行政、司法机关的工作人员;(3)监督政府财政;(4)监督政府、司法机关的决议。乡(市)苏维埃实行代表会议制度,乡(市)代表会议是全乡(市)最高政权机关,有权决议全乡(市)范围内的一切行政事务,如批准主席团的工作报告或提议,解决乡(市)内的各种纠纷,选举或撤换乡主席团委员和出席上级代表大会的代表。乡(市) 全体代表会议选举5人至7人组成主席团(有的地方称执行委员会),为代表会议闭会期间全乡(市)的最高权力机关。主席团还设立了各种委员会作为同级政权的执行机构,亦是乡(市)苏维埃政府,负责辖区内的具体行政事务,受乡(市)代表会议监督并对其负责。

充分尊重苏维埃代表会议的权力和职能。针对一些基层苏维埃代表会议名义上有权、实质上无权的问题,毛泽东深刻地指出:“一些地方有了代表会,亦仅认为是对执行委员会的临时选举机关;选举完毕,大权揽于委员会,代表会再不谈起。……所以如此,就是因为缺乏对于代表会这个新的政治制度的宣传和教育。封建时代独裁专断的恶习惯深中于群众乃至一般党员的头脑中,一时扫除不净,遇事贪图便利,不喜欢麻烦的民主制度。”“民众普遍知道的‘工农兵政府’,是指委员会,因为他们尚不认识代表会的权力,以为委员会才是真正的权力机关。没有代表大会作依靠的执行委员会,其处理事情,往往脱离群众的意见……”[7]毛泽东强调,代表大会来自工农兵群众的直接选举,是工农兵政府的权力机关。执行委员会受代表大会的委托进行工作。在平时的政治生活中,不能由执行委员会大权独揽,而应该充分尊重代表会议的权力和职能。在《乡苏怎样工作》一文中毛泽东要求,每一项革命工作,不管是上级的指示还是本乡发起的,都要经过乡代表会议的讨论,都要向群众大会和各代表会报告,“得到每个代表每个民众的明白与承认,只有在大家完全明白了承认了之后,才能使大家负起责任来,才能激发大家的革命热情努力去做,才能使工作做得好又做得快”。[4]

强化和落实基层苏维埃代表会议监督职能。讨论政府工作报告,对苏维埃政府工作提出批评和建议,是一种重要的监督方式。1933年8月9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训令第二十二号》指出:“乡苏市苏在选举之前一星期,以屋子或村子为单位召集选民大会,做总结乡苏市苏过去的尤其是最近一个时期的工作经过的报告,发动选民群众的批评与讨论,欢迎他们提出新的具体的意见,以为政府以后工作的方针”,而且“乡苏市苏的代表会议,对于区苏的工作报告,须做详细的讨论,将讨论的结果提到区政府去。”[11]代表向苏维埃代表会议提出提案,是监督政府工作的又一重要形式。《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训令第二十二号》提出,“在选举大会开会之前,须将选举提案的草案准备好,并普遍公布出去,使选民看了草案好去充分准备意见,在选举大会上将草案经过选民群众的修改通过,作为正式的提案”。[11]提案的内容,要能够充分反映当地群众对于自己生活,对于政府的法令政策,对于革命战争的意见。

五、切实加强基层苏维埃代表会议的自身建设

加强制度建设,推动代表会议运行规范化、制度化。为了保证人民群众广泛享有民主权利,中央苏区特别注意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规范各级政权建设,为基层政权的运作提供法律制度保障。中央苏区先后制定并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选举细则》等一系列法律法规文件。其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规定了苏区政权性质以及劳动人民所享有的政治、经济、教育、宗教信仰等多方面的权利,它是基层政权运作的根本法,是基层政权合法性的来源。《地方苏维埃政府的暂行组织条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地方苏维埃暂行组织法(草案)》规定了各级地方苏维埃政权的机构设置、工作职责、运行方式, 并根据政权运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及时修改和调整有关内容,使作为基层组织的乡(市)苏维埃的运作有章可循,有法可依,保证了基层苏维埃的顺利运行。

注重工作实效,提高议事质量。代表会议的议事质量和实效,关系着人民民主权力的真正实现和权力机关作用的充分发挥。为提高基层苏维埃代表会议的议事质量,毛泽东就会议召开时间、报告内容、代表讨论、会前准备等做了详细的指导。代表会议通常是十天开一次,农忙时候应该晚上开。开会时间要控制好,“通常是两点钟为好,最多不要超过三点钟”。每次会议只分报告与讨论两项,报告要简短,不能长篇大论。“主席与区苏参加人各报告十分钟,多的话到讨论时再讲”,“报告的内容要有切实的材料和意见,只讲空话的报告要取消”。“每次代表会议只应有一个主要的问题”,“讨论主要问题的时间要多些”。“讨论的问题要实际化”,“要按照各村的实际情形来讨论。每项要规定切实办法”。“讨论的结果成为决议”,以备考查督促。而“要使代表会议开得好,一定要主席团准备得好”,主席团要在代表会议之前开一次会,准备好下次会议的报告和议题,“是必不可少的”。[4]为提高代表会议议事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有效防止工作中的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乡(市)代表会议推行代表联系制度。依照代表与居民住所接近,将全体居民适当分配各个代表的领导之下,通常是以居民30人至70人置于一个代表的领导下,使各个代表对于其领导下一定范围内的居民发生固定的联系。该制度的实行,密切了代表与选民的联系,可以使代表和代表会议及时吸收群众意见,使苏维埃的工作更加贴近民众,更加富有成效。正如毛泽东在才溪乡调查后总结指出的:“村的代表主任制度及代表与居民发生固定关系的办法,是苏维埃组织与领导方面的一大进步。……使全村民众像网一样组织于苏维埃之下,去执行苏维埃的一切任务,这就是苏维埃制度优胜于历史上一切政治制度的最明显的一个地方。”[4]

强化并落实选民的监督权,推动代表、苏维埃机关和干部履行职责。为强化代表的履职意识和为选民服务的积极性,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选举法赋予了选民监督和罢免代表的权利。1930年5月指定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根本法(宪法大纲)草案》规定:“工农兵会议的代表和执行委员……要定期对选举人作报告,他们如果是不称职,不能代表大多数民众的意见时,选举人立刻可以撤销他们的代表资格。”[11]1931年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选举法》和1933年颁布实行的《苏维埃暂行选举法》均对选民对代表的监督和罢免作了重申和强调。1933年12月12日发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地方苏维埃暂行组织法(草案)》对选民行使监督权和罢免权作了更为详细的规定,它指出“在两次选举之间,代表有违背选民心意者,或无故连续两个月不出席代表会议者,或违抗代表会议决议经过警告不改变者,或犯其他重大错误者,得由选民十人以上的决议,经选民半数以上之同意撤回之;或由代表会议通过,经选民半数以上之同意开除之。撤回或开除之代表,以候补代表补充其职务”。[11]候补代表也是在选举大会选举产生。当正式代表无法履行自己职责时,由候补代表依次补充他的职位。监督和罢免制度、候补代表制度对在职代表是一种警示,督促代表要认真履职,恪尽职守,不辜负选民期望。

另外,人民群众有权监督苏维埃机关的工作,检举揭发苏维埃机关工作人员的贪污腐化、官僚主义等错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明文规定,工农群众有监督、检举、揭发、罢免苏维埃干部等民主权利。毛泽东指出,“为了巩固工农民主专政,苏维埃必须吸引广大民众对于自己工作的监督和批评。每个革命的民众都有揭发苏维埃工作人员的错误缺点之权。当着国民党贪官污吏布满全国,人民敢怒不敢言的时候,苏维埃制度之下则绝对不容许此种现象”。[12]基层苏维埃建立了一系列监督监察制度,如“一是成立工农检查部,其主要职责是检查苏维埃政府颁布的各项法令的执行情况,督促各级机关积极开展工作,肃清一切官僚腐化贪污等脱离群众现象。二是建立工农群众控告代收处,收纳群众意见。三是健全工农检查所工作,发动群众监督苏维埃。四是实行巡视员制度”。 [13]这些监督监察制度的建立,落实了人民群众的监督权,激发了群众的政治参与热情,同时有效地防止苏维埃各级机关和工作人员的贪污腐化、官僚主义行为。

中央苏区苏维埃政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大众建立新的政权——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最初尝试。当然,我们也应看到,由于当时的主要任务是武装夺取政权,当时的基层民主思想及其实践还是初步的,范围也有限。另外由于当时我们党还缺乏领导政权建设的经验,同时受“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影响和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苏维埃政权民主建设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都存在着教条主义的照搬照抄的缺点。但瑕不掩瑜,苏区苏维埃民主建设特别是基层苏维埃民主建设的探索和实践,不仅对苏区的巩固和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为以后革命根据地的民主建设,以及新中国的人大民主建设积累了有益的经验,提供了宝贵的理论传承资源,对当前我国基层乡镇人大民主建设也具有借鉴指导意义。

“乡镇治则郡县治,郡县治则天下安。”乡镇人民代表大会是我国最基层的地方国家权力机关,处在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前沿和第一线。乡镇人大工作状况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基层治理的法治化和民主政治建设的进程。但从实践运行情况看,目前乡镇人大宪定权力难以得到充分发挥,权力虚置现象明显;乡镇人大闭会期间没有常设机关,乡镇人大干部不能专职专岗;部分人大代表履职意识和能力薄弱,成为事实上的“挂名代表”、“举手代表”等等,其结果导致乡镇人大的权力和权威与其法律地位差距较大,乡镇人大“边缘化”问题突出。2014年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在浙江省调研乡镇人大工作时强调,要“从巩固党的执政基础、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高度,充分认识乡镇人大作为基层地方国家权力机关的地位和作用,切实加强乡镇人大建设,提高乡镇人大工作水平”。2015年6月,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出台了《关于加强县乡人大工作和建设的若干意见》并经中共中央转发,把县乡人大依法行权履职放在了更加突出的地位,并将县乡人大体制机制改革的要求提上了日程。2015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修订了地方组织法、选举法、代表法,进一步健全了地方人大特别是县乡人大组织制度和运行机制,明确了乡镇人大主席团在闭会期间的职责,完善了选举和代表制度。这些充分体现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对基层人大民主政治建设的高度重视,体现了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对加强基层人大建设的政治自觉。各级党委要从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高度切实重视乡镇人大工作,加强和改善党委对人大工作的领导,充分发挥乡镇人大的职能作用,切实维护和提升乡镇人大权威。乡镇人大要认真履行职能,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开好乡镇人大会议,充分行使闭会期间的人大职权,通过听取和审议本级人民政府的专项工作报告,对法律、法规实施情况进行检查,开展视察、调研等活动,推动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要加强代表履职监督,推动代表与选民的紧密联系,听取和反映群众对本级人民政府工作的建议、批评和意见,提升人大代表的履职意识和参政能力,确保基层国家权力机关职能正常发挥,确保人大制度的优越性在基层得到充分显现。

参考文献:

[1]李正华.毛泽东与中央苏区基层政权建设[J].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2008(3).

[2]毛泽东.今年的选举[N].红色中华,1933-09-06.

[3]项英.强固城乡苏维埃的组织和工作[N].红色中华,1933-04-06. 

[4]毛泽东文集(第1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5]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卷)[Z].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677. 

[6]厦门大学法律系、福建省档案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法律文件选编[Z].江西:江西人民出版社,1984: 6.

[7]毛泽东选集(第1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8]张闻天文集(第1卷)[C].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397.

[9]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研究室.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Z].江西: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283.

[10]金冲及.毛泽东传(1893—1949)[M].北京: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312—313. 

[11]韩延龙,常光儒.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地法制文献选编(第1卷)[Z].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12]江西档案馆,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研究室.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Z].江西: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309.

[13]转引自王 力,郑 斌.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乡村基层政权建设的历史经验[J].理论学刊,2006(2).

(作者是江苏省启东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关键词:中央苏区;基层苏维埃;代表会议;民主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