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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认识“被选举权”  
作者:浦兴祖 复旦大学   时间:2016-04-02  浏览次数:647

重        重新认识“被选举权” 

              

复          复旦大学  浦兴祖 

 

  对于“被选举权”的研究应当进一步深化。泛指意义上的“被选举权”,适用于任何选举活动。我国宪法所规定的“被选举权”,适用于选举各级人大代表和选举(除国家主席、副主席以外的)各级国家机关相关公职人员。我国选举法所规定的“被选举权”,适用于选举各级人大代表;行使“被选举权”需要更高的参政素质与更强的参政能力,故应考虑在年龄起点、居住状况、文化教育程度与刑事前科等方面,设置较行使“选举权”更高的资格限定;在我国,“被选举权”是公民最重要的基本“权利”而非“义务”。对于“被选举权”,既要看到一个“被”字,又要看到一个“权”字。前者表明其具有“被动”、“消极”的一面,后者表明其具有“主动”、“积极”的一面。 

关键词被选举权  适用  资格限定  被动  主动 

  者:浦兴祖,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博导,复旦大学选举与人大制度研究中心原主任,上海市政治学会副会长。 

 

    自从人类发明了“选举”这一政治技术后,选举与被选举便影形相随,因果相依。然而,以往的研究似乎更多地面向“选举权”,对“被选举权”的关注则相对较少。近十多年间,国内学界已经开始重视研究“被选举权”,现在需要的是进一步深化这项研究。这对于完善和落实我国选举制度,健全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必需的。本文围绕“被选举权”的适用范围、资格限定及被动性主动性三个问题论述笔者拙见,旨在引起更加深入的学术研讨。 

           “被选举权”的适用范围 

直     直接针对“被选举权”适用范围的论述似属鲜见,但对于“被选举权”的诸多界定中实际上已经蕴含着有关“适用范围”的观点。这里先引述两类界定。第一类认为,“被选举权”是指公民“被选举担任一定职务或代表的权利。主要指公民被选为国家代表机关代表的权利。” 第二类认为,“被选举权”是指“公民享有被选为国家代表机关代表或某些国家机关领导人的权利。” 

资     资料表明,以上两类界定均是针对泛指(或曰一般)意义上的“被选举权”的。有鉴于此,笔者认同第一类界定,它既确认被选举权是指公民“被选举担任一定职务或代表的权利”(《辞海》),又强调被选举权“主要指公民被选为国家代表机关代表的权利”。不难理解,任何组织或群体都有可能开展选举,而开展选举就必定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的存在。因此,泛指意义上的“被选举权”并不仅仅适用于选举国家代表机关代表,而是同样适用于选举其他国家机关公职人员,以及政党、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居(村)民等组织或群体所开展的选举。界定“泛指意义”上的“被选举权”,自然应当确认其指称公民被选举担任(任何机关、组织或群体的)“一定职务或代表”的权利。与此同时,也应当看到,在现代国家内,唯有被选举担任国家代表机关的代表,才有权直接参与形成对于整个社会具有普遍强制力的国家意志,而被选举担任其他国家机关以及政党、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居(村)民委员会等的职务或代表,均无权直接参与形成国家意志。基于“形成国家意志”的显著重要性,在界定“被选举权”时,有必要突出强调“主要指公民被选为国家代表机关代表的权利”。这样的界定,蕴含着“被选举权”既适用于任何选举活动,更适用于选举国家代表机关代表,是恰当的。 

至     至于第二类界定,它将“泛指意义”上的“被选举权”仅仅归结为“公民享有被选为国家代表机关代表或某些国家机关领导人的权利”,就全然排除了“被选举权”在选举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中,在政党、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等选举中的适用性。笔者以为,这是从理论上窄化了“泛指意义”上“被选举权”的内涵与适用范围,是有失偏颇的。按此界定,“被选举权”就不适用于选举居(村)民委员会,或者说,法律赋予居(村)民的被选举权就不能算作“被选举权”,因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不是国家机关;同样,“被选举权”也不适用于政党内选举,或者说,党章赋予党员在党内选举中的被选举权也不能算是“被选举权”,因为任何政党也都不是国家机关。——这不免令人匪夷所思。 

现     现在我们来看学界针对“特指意义”上的“被选举权”,——主要是我国宪法与选举法所规定的“被选举权”,——是如何做出界定的。众所周知,我国宪法第二章“公民的基本权利与义务”开宗明义规定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但是依照法律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除外。选举法第三条也用基本相同的文字规定了公民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这里的“被选举权”适用于何种选举?宪法与选举法本身未作明示,学界则产生了一定的分歧。 

乔     乔晓阳、张春生二位认为,我国宪法上的“被选举权”是指“公民依照法律规定享有被提名推荐为国家代表机关代表或其他国家机关领导人的候选人,并当选为代表或其他国家机关领导人的权利。” 由于选举法的全称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因此,他们认为选举法上的被选举权是指公民“被选举为各级人大代表的权利”,不包括“被选举为国家机关领导人的权利”。 而李步云、徐炳二位却认为,我国宪法和选举法上的“被选举权”,均指“公民有按照法律的规定,被其他公民推选为人民代表候选人的资格,经过选民选举表决,如获法定选票,可以当选为人民代表的权利。” 显然,李、徐对选举法上“被选举权”的界定(实即指明了适用范围)与前述乔、张的界定是一致的,但,对宪法上的“被选举权”的界定(实即也指明了适用范围)与乔、张的界定存在区别,分歧在于是否包括“被选举为国家机关领导人的权利”。 

郑     郑禄、严军兴等对宪法上的“被选举权”做出了特有的界定:“是指公民依法享有被选举为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权利”。请注意,这就意味着宪法上的“被选举权”只适用于选举“县乡两级”人大代表。对此,他们没有提供论据。不过,在将宪法上的“选举权”界定为仅指公民选举“县乡两级”人大代表的权利时,他们从两个方向展开了论证:第一,我国的选举分为直接选举和间接选举两种,县级以上的人大代表由下一级人大会议选举产生。因此,在间接选举中,公民要想享有选举权,除了具备宪法第二章所规定的条件外,“还必须具有代表的身份。” 第二,选举国家公职人员,是人民代表大会的一项重要职权,参加选举者必须是该级人大代表。“公民个人如果不取得代表身份,也就无权参与行使该项职权。” 质言之,他们实际上突出强调了宪法规定中的“都有”二字。由此推论,宪法上的“选举权”自然就不适用于国家机关领导人的选举,也不能说适用于“各级”人大代表的选举,因为如前所述,国家机关领导人的选举和县级以上人大代表的选举中,具有政治权利的十八周岁以上的公民并非“都有”选举权。唯有在直接选举“县乡两级”人大代表中才是“都有”,因此,宪法规定“都有”的选举权只是指选举“县乡两级”人大代表的权利(亦即只适用于选举“县乡两级”人大代表)。应该说,这样的论证逻辑较之乔、张、李、徐诸位的更具严密性,因此其结论也更具合理性。 

问    问题是,郑、严他们在论证了宪法上的“选举权”仅指选举“县乡两级”人大代表的选举权后,没有对“被选举权”也仅指选举“县乡两级”人大代表中的被选举权(实即被选举权和选举权的相同适用范围)展开论证。究其原因,是否以为对于宪法上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均指“县乡两级”的论证,属同一逻辑,故无须重复?是否因为前述论证“选举权”的逻辑无法论证“被选举权”,故而干脆回避不论? 

笔     笔者更确信第二种原因。这是因为论证宪法上“选举权”的逻辑,根本无法论证“被选举权”也仅指“被选举为县乡两级人大代表的权利”。虽然按照宪法法律规定,间接选举县级以上人大代表以及国家机关公职人员,必须具有人大代表的身份(可谓“代表选代表”、“代表选官员”),但是,宪法和法律并未规定,被选举为人大代表和国家机关公职人员的公民也必须是人大代表,在实际运作中也没有这样一个“必须”的限定。因此,至少在法理上我们可以说,凡是具有政治权利的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都有”被选举为(各级)人大代表或国家机关公职人员的“被选举权”。更严格一点说,也只有两点限制:一是,按照宪法法律规定,被选举担任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的人大代表不能兼任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与检察机关的公职;二是按照宪法规定,可以被选为国家主席、副主席的公民必须年满四十五周岁。 

综     综合上述分析,关于“被选举权”的适用范围,笔者的观点是,泛指的“被选举权”适用于任何机关、组织和群体的选举;宪法所规定“都有”的“被选举权”既适用于选举各级人大代表,也适用于选举(除国家主席、副主席以外的)各级国家机关相关公职人员。但不适用于政党、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等组织依据相关法律法规或各自章程所开展的选举(原因还在于宪法规定中的“都有”二字);《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上的“被选举权”,顾名思义,适用于选举各级人大代表。本文以下论述中所使用的“被选举权”概念,即指“被选举为各级人大代表的权利”。    

          “被选举权”的更高资格限定 

如     如果说,行使选举权只需要选民具有依照自己意愿进行选择的素质与能力即可,那末,行使“被选举权”就意味着有可能被选为人大代表,从而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的组成人员,代表人民意志直接参与行使国家权力,形成国家意志,这就要求行使被选举权的选民具有更高的参政素质、更强的参政能力。由于通常情况下被选为人大代表,首先需要被推荐为代表候选人,因此,所谓更高素质与更强能力的要求往往先体现在对于代表候选人的资格限定上。 

从     从世界范围看,对于代表(议员)候选人的资格限定,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处理原则。一种是候选人的资格限定与选举人的资格限定相同,享有选举权就必定享有被选举权,此乃“统一”原则;另一种是候选人的资格限定高于选举人的资格限定,享有选举权未必就能享有被选举权,此乃“分离”原则。 当今很多国家在不同程度上采用“分离”原则,主要是国籍、年龄、居住期限、文化教育程度、保证金等方面对代表(议员)候选人设置更高的资格限定。例如,获得选举权的年龄资格大多为年满18岁。而议会下院(众议院)议员候选人的年龄资格在日本规定为满20岁,在美国、意大利是满25岁;上院(参议院)议员候选人的年龄资格在美国、日本均规定为满30岁,在意大利是满40岁。 又如,文化教育程度大多已不作为行使选举权的必备条件,但在有些国家依旧将其作为对代表(议员)候选人的资格限定。丹麦、荷兰、葡萄牙、新加坡等国就规定候选人必须具有读写能力,美国的纽约州更是规定候选人必须递交受过八年教育的证书。 毋庸讳言,在很长的一个时期内,我们对上述种种限定是持全盘否定、彻底批判态度的。 

我     我国在人大代表选举中则一直采用“统一原则”,宪法法律没有给行使被选举权(代表候选人)设置更高的资格限定,凡有选举权的选民均有被选举权。这固然更能体现公民权利的平等性、普遍性,但也不免存在着忽视“行使被选举权需要更高参政素质与更强参政能力”的倾向。有关方面实际上已开始注意到这一点,并试图通过相应举措加以弥补,但成效甚微。 

国     国内一些学者主张,对于不少国家给候选人设置更高资格限定的做法,应当进行理性的具体分析。例如候选人须交纳保证金的限定很容易在富人与穷人之间制造不平等,“明是蹂躏了普选的精神”, 我们不宜仿效。但某些“限定”包含着不同程度的合理性,我们可以结合国情予以借鉴。笔者赞同这一主张。具体来说,以下几点值得重视。 

     1.年龄起点。总体上说,年龄与社会阅历、政治成熟度有着相当的关连度,这就是为什么各国都要对行使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设置年龄限定,为什么无人主张让小学生也来当选民的原因所在。需要探究的只是设置怎样的年龄起点为宜。我国规定行使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年龄起点一样都是满十八周岁,这是否恰当?当今中国,大部分刚满十八周岁的青年才从高中或相当于高中的学校毕业,他们从家门到校门,很少接触社会。少部分可能已有几年的社会经历,但毕竟涉世不深,要是成为人大代表直接参与行使国家权力,恐怕会勉为其难,流于形式。何况,按胡盛仪等学者的说法,“实际上,在中国选举实践过程中,除了极个别情况外,几乎没有18周岁公民当选的情况。” 鉴于上述,可否考虑通过修改宪法法律适度提高代表候选人的年龄起点,比如提高到满二十或二十二周岁? 

      2.居住状况。选举法规定,我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候选人,按选区或者选举单位提名产生。但没有规定代表候选人必须是本选区或本选举单位(下级人大所辖区域)的居民。这就产生一个问题:不是某选区或某选举单位的居民,一旦由该选区或该选举单位选举为人大代表后,如何能经常联系本选区或本选举单位的选民、群众,了解与反映他们的民意?如何经常接受本选区或本选举单位选民、群众的监督?解决之道可否由法律明确规定,代表候选人以及人大代表在任期内必须是本选区或本选举单位的居民?目前情况下,如果仍有必要保留若干“带帽”下达的候选人名额,那也可在法律上设置相应的“例外”条款。当然,无论是宪法法律规定还是选举实践中均须将此类“例外”严格控制在极少数的范围内。 

3     3.文化教育程度。所谓“文盲是站在政治之外的”,这当然属极而言之。但是,文化教育程度与参政能力之间确实存在着一定的正相关性。虽然不能说,文化教育程度高就必然带来很强的参政能力,但它有利于参政能力的提升,恐怕是无疑的。文化教育过低,通常就会制约参政能力,尤其会制约作为人大代表在国家权力机关中阅读、理解各类报告、议案和预决算等文本,进而在审议中形成准确判断的能力,这恐怕也是无容置疑的。建国初期,鉴于文盲在公民(尤其在工农)中占比之高,我们没有也不应该追求文盲在人大代表中的零纪录。随着“扫盲”运动的开展,以及整个教育事业的发展,文盲率逐渐降低,1983年便宣布“六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已无文盲”。而且,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文件也提出,为便于行使代表职权,全国人大代表“一般为具有独立审阅大会有关文件的水平”,绝大多数地方人大也都有类似的规定。 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今天,可否如学者所建议的那样,由宪法法律对不同层级的代表候选人设置不同的文化教育程度的限定? 

4     4.刑事前科。由于实行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统一原则”,在选举实践中会遭遇某种尴尬。其极端例子是,从法理上讲,被判处有期徒刑而没有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人员,不仅可以行使选举权,而且也可行使被选举权。全国人大常委会1983年制定的《关于县级以下人大代表直接选举的若干规定》也规定这些公民“准予行使选举权利”。按有的学者理解,此处的“选举权利”应当“不包括被选举权利的。” 然而,这样的理解与我国一贯遵循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的“统一原则”似难吻合。现实中,笔者曾了解到,在个别监狱里,果真出现过上述人员互提候选人的现象,有的甚至达到了推荐候选人的法定人数。问题在于,被判处有期徒刑而没有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人员,当选人大代表后能够胜任这一职务吗?这是令人生疑的。此类“当选”会否有损于人大及其代表的崇高性、严肃性,也是令人担忧的。有鉴于此,笔者赞同至少对有刑事前科者设置一定的限定。比如,法律可否“增加对被判处刑事处罚但未剥夺政治权利的人的被选举权予以限制规定,如规定这类人员在执行刑罚期间无被选举权,在刑满之后经过一定的‘表现期’后,方能享有被选举权”? 

提     提高对被选举权(代表候选人)的资格限定,实行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分离原则”的主要困难,恐怕不在立法技术,而在于一部分公民对此缺乏认同感。长期以来,“九个不分” 是我们的思维定势,如果准备提高对代表候选人的资格限定,人们会担心被选举权的平等性与普遍性受到损害。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需要理性地思考:其一,由“统一原则”改行“分离原则”,会在多大程度上减少享有被选举权的公民数?恐怕与十三亿公民的总数相比,变化甚微;其二,平等性与普遍性体现在享有被选举权的公民数上,是否应当有一个恰当的“度”?如果说一味扩大享有被选举权的公民数就意味着越是“平等”与“普遍”,那是否应当大大降低年龄起点呢?自然不可取。其三,我们应当将平等性与普遍性绝对化,还是应当追求平等性、普遍性与人民民主、国家治理的有效性相统一?比如,宪法法律规定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不得担任“一府两院”的职务,现行宪法将国家主席、副主席任职的年龄起点由原来的年满三十五周岁提高到了四十五周岁,法律规定法官、检察官的任职条件之一必须年满二十三岁,所有这些,是否损害了公民担任公职权利的平等性与普遍性?再者,如果认为在现在条件下对代表候选人设置文化教育程度方面的某些限定,会损害行使被选举权的平等性与普遍性,那末,法律规定担任法官、检察官须“具有法律专业知识”、公务员录用须经考试择优录取,是否也损害了公民担任公职权利的平等性与普遍性?还有,如果认为对被选举权(代表候选人)就“刑事前科”作出某些限定,就会损害被选举权的平等性与普遍性,那末又如何理解法律规定了“曾因犯罪受过刑事处罚的”人不得录用为公务员?难道人大代表的政治法律标准就应当低于公务员?显然,恰如学者蔡定剑所言,在提高代表资格条件与权利平等性普遍性问题上,“有辩证关系,不可采用形而上学的方法对待。” 

有     有一种质疑认为,世界范围内对被选举权的限制呈减低趋势,我们怎么反要提高?笔者的回应是,两者起点不一样。西方许多国家原来实行性别、种族以及更高财产等限制,迫于各种因素才得以基本改变。而我们当年出于对平等性、普遍性的高度追求以及对现实情况(如文盲率高)的考虑,没有对被选举权设置更高的资格限定。今天基于总结实践、分析国情与理性思考,似应有所提高。笔者相信,观念是可以逐步转变的,前述具体建议则是可以研究与商讨的。 

    “被选举权”的“被动”与“主动” 

 

     现在,我们大概无需思索就会把选举权与被选举权视为公民的重要“权利”。然而在西方,自古代至中世纪再至现代,对选举权属性的认定有过一个从“义务”到“特权”到“权利或义务”的变化过程。学者何俊志指出,“即使在现代选举权理论的发展史上,也一直存在着选举作为一种权利和选举作为一种义务的争论。” 概而言之,争论中呈现三种观点。一是“选举权为国民的固有权利说”;二是“选举权为社会职务(义务)说”;三是“选举权兼具权利与职务(义务)两性说”。 民国时期的中国学者王世杰、钱端升在《比较宪法》一书中,简要介绍了以上诸说后认为“第三种较为合理”。 

至     至于“被选举权”,日本著名学者森口繁治坚持否认其为选民的一种“权利”:“严密地说起来,其实被选举权没有权利的存在。这是法对于具备一定条件的一般人所赋予消极的资格”。 不是“权利”,是“资格”,是“消极的资格”!正是基于此,森口繁治在其一九三六推出的名著《选举制度论》的目录中干脆不用“被选举权”的概念,代之以“被选举人”的表述,在具体行文中凡写到“被选举权”时,他常常前缀“所谓”二字,以示其不赞成“被选举权”是“权利”的学术立场。王世杰与钱端升在阐述“女子选举权及被选举权”问题时则指出,与选举权一样,“被选举权自然也是一种含有职务性的权利”,即兼具权利与义务双重属性。 

学     学者们可以就不同观点继续研究与争论下去,但联合国则从保护人权的宗旨出发,将“被选举”明确认定为一项重要的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这就是196612月联大通过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十五条,它规定,“每个公民应有下列权利和机会,不受第二条所述的区分和不受不合理的限制:一、直接或通过自由选择的代表参与公共事务;二、在真正的定期的选举中选举和被选举,这种选举应是普遍的和平等的并以无记名投票方式进行,以保证选举人的意志的自由表达;三、在一般的平等的条件下,参加本国公务。”显然,“被选举”与“选举”一样,被联合国确认为公民的一项“权利”,一项“政治权利”。 

我     我国宪法将选举权与被选举权设为第二章“公民基本权利与义务”之首项。这意味着“被选举权”与“选举权”一样,是我国公民最重要的“基本权利”,是我国公民最重要最基本的政治权利。这一“权利”是否同时兼为“义务”?否。因为,在我国宪法中,凡兼具“义务”与“权利”双重属性的概念均有明确表述。例如,第四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第四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宪法将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规定为“权”(权利),而没有规定为“权利和义务”。可见,我国公民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只是“权利”而非“义务”,这是不难想见的。那末,如何进一步认识作为“权利”的“被选举权”? 

      笔者认为,作为“权利”的“被选举权”,自然不是意味着选民可以凭借这一权利主动宣布自己为人大代表。一个“被”字,便表明这一权利具有“被动”的一面(与“选举权”不同),即“被选举人要(以——引者注)选举的结果当选”,而选举的结果是由选举人的投票行为决定的。易言之,“被选举权”的“被动性”(消极性)表现在,作为被选举人的选民只有当“选举的(合法)结果”允许自己当选时,才有权当选。而在这时,“任何其他机关或组织不得以任何理由对代表的当选提出质疑,设置障碍,也不得宣布代表当选的无效。” 不过,在否认被选举权是一种“权利”的森口繁治眼中,这样的“当选”只是法律所赋予的一种“消极的资格”,“仅仅这个,不发生什么可以积极主张的力量”,如“要求选举自己为议员。” 

而     而在确信“被选举权”是一种“权利”的笔者看来,既然是“权利”,就不可能只有被动与消极的一面,相反,它必定还有主动与积极的另一面。就分析方法而论,对于“被选举权”,既要看到一个“被”字,也要看到一个“权”字。“被”字表明其具有前述的“被动性”(消极性),“权”字表明其具有作为“权利”的“主动性”(积极性)。而且,对于这个“权”字,也不能仅仅理解为只在选举结果允许时,才会被激活,即“有权”当选。在笔者看来,“被选举权”的“权”字,还体现在选民可以在选举活动中主动提出“积极主张”。恰如学者房亚明指出的,“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对被选举权的理解,已经超出了被选举的资格或地位的传统界定,被选举权已经注入了‘主张被选举’的新内涵”。我们说主动提出“积极主张”,当然不是说自己宣布自己为代表,也不是说可以强迫或者变相强迫选民选举自己,而是说主动积极地“要求选举自己为代表”。所谓“要求”,只是表达自己的愿望,并希望实现。首先,可以公开表达“参选”愿望,希望选民依法推荐自己为代表候选人。这样也有利于改变选民在不了解谁有参选愿望的情况下,盲目推荐候选人的现象;再是,可以表达“胜选”愿望,并充分宣传自己,甚至与其他候选人展开平等、有序的竞争,希望自己最终能当选代表。 

竞     竞选,在确认“被选举权”为“权利”的许多国家与地区已成为一种常态,在高倡“民主权利”的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陕甘宁边区也曾开展过,在利益已经分化了的当今中国则是一种迟早会形成气候的发展趋势。它是公民利益诉求和政治参与的实现方式之一,它也有利于改变选民在缺乏选择依据的情况下盲目投票的现象,提升民主选举的真实性。在此意义上,笔者认为,学者邱家军从理论上将被选举权细分为“自由参选权”、“平等竞选权”、“依法当选权”和“公平任职权”,是有价值的。 

由     由上可知,作为一种“权利”的“被选举权”,是“被”与“权”、“被动”与“主动”、“消极”与“积极”的统一体。需要进一步指出,被选举权的“主动”一面,还体现在具有被选举权的选民也可以主动放弃这一权利。学者李步云、徐炳在专著《权利与义务》一书中指出,“公民的法定权利是否行使,取决于公民个人的意愿,他既可享受,也可放弃。” 其实,这正是“权利”与“义务”的重要区别所在。众所周知,“义务”或者“职责”、“责任”,是不可推卸,必须履行的。事实上,在有些认定选举既为权利又为义务的国家,如澳大利亚,不仅规定有权参加选举而且还规定必须参加选举,甚至设置了不承担义务的罚则。 在我国,既然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只规定为公民的权利而非义务,那末选民既可以行使也可以主动放弃,而非“必须行使”。放弃被选举权,主要是指不愿当选人大代表的选民一旦被组织或选民推荐为代表候选人后,可以主动表明态度,拒绝接受推荐。组织或选民应当允许并尊重这种主动“弃权”行为。客观地说,在以往的选举实践中,违背选民本人意愿,硬将其推荐为候选人,最终“赶鸭子上架”,叫人不得不当选的案例是存在的。这样做的后果不仅使当选的代表不具备履职动力,还会引起选民对选举实践与选举制度的诟病,笔者亲闻的就有“想当的不让当,不想当的硬让当”、“如此选举,民主何在”。说得严重一点,这只会损伤选民对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认同,从而松动这套制度的根基。对此,应当引起高度重视。正是出于对这一问题的重视,有学者便从理论上提出,选民放弃被选举权也是一种需要尊重的“权利”,即“不被选举权”。 

     

      我们一再强调,社会主义民主应该是具有真实性的,凡是难以落实的权利,不写入宪法法律内;凡是写入宪法法律内的权利,必须创造条件予以落实。习总书记在纪念全国人大成立60周年的大会上也非常严肃地指出,要“切实防止出现人民形式上有权,实际上无权的现象。”在全面推进依宪治国、依法治国的当下,更应当努力促进宪法法律所规定的被选举权落到实处,而不让其流于形式。为此,国家有必要从多个方面为选民依法行使被选举权创制各类保障性条件。例如,从理论上阐明与宣传宪法法律所规定的“被选举权”对于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价值,要求各级领导干部鼓励与支持选民依法行使这一权利,坚决制止并严厉追究阻挠与打压选民依法主动行使被选举权的各类违宪违法行为;依据宪法规定,充实与完善选举法内有关被选举权的规定,包括行使被选举权的资格、机制、规范、程序等,使选民行使被选举权时不仅有宪法法律的原则性规定可依,而且能有更为具体、更具可操作性的法律规定可循;切实加强与健全选举监督,依法严惩贿选、“指选”等破坏选举的行为,以保障各代表候选人公平候选或当选。这样,才能出现依法有序行使被选举权的真实景象,才能“当真”“用足”我国选举制度与人大制度的制度空间,展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优势。 

【本文刊于《探索与争鸣》2016年第3期,上传此处时,注释与参考文献从略】